两个随从，背着行囊就出发了。在山西的客栈住了半月，他每日与贩夫走卒、客栈老板闲谈，搜集王显的罪证，晚上则在油灯下整理线索，常常忙到深夜。终于查清王显私设“苛捐杂税”二十余项的铁证，连“过桥钱”“进门费”“柴火税”等细苛名目都记录在案，受害百姓多达数千人。

掌握铁证后，谢渊当即亮出身份，将王显的罪行公之于众。押解王显回京那天，山西百姓沿途掷菜叶、投瓦砾，骂声不绝，不少人哭着说：“谢大人可算为我们做主了！”谢渊趁机奏请朝廷颁布《吏治十条》，明定“官吏任满需公示财产，接受百姓监督”“贪墨百两以上者革职，千两以上者斩”“凡欺压百姓者，罪加一等”等条款。他还在各州府衙门前设立“民告官”鼓台，允许百姓直接递状告官，鼓台旁派御史值守，确保百姓的状纸能直达京城。有个姓刘的知府，私下给谢渊送了一箱金银，想要求情，被谢渊当众杖责五十，押到鼓台旁示众，怒斥：“官帽乃百姓所予，你却用来换金银，敢贪便摘帽，敢恶便问罪！”此事震动朝野，不少贪官污吏吓得主动辞官，朝堂风气为之一清。

为了从根本上杜绝贪腐，他还推行“政绩考核制”，将“民生改善”作为首要考核标准，而非“税收多少”“工程多少”。河南布政使柳恒，虽然征收的赋税比往年多，却因催税过急，逼得不少农户卖儿卖女，被谢渊降职调任；江南知府周明，虽然税收平平，却兴修水利，让百姓免受水患之苦，被谢渊提拔为巡抚。谢渊在考核官员时，常常亲自下乡走访，听百姓的评价。有个县令汇报时说“境内太平，百姓富足”，谢渊却在走访中发现不少百姓食不果腹，当即揭穿他的谎言，将他罢官。经他整肃，朝堂风气为之一清，官吏们无不以“谢太保”为楷模，不敢有丝毫懈怠，百姓都说“谢公在，官不贪”。

编修官为了核实这段历史，专程赶赴山西，在太原府的旧府衙前，找到了当年“民告官”鼓台的遗迹。鼓台已经有些残破，台柱上却刻满了百姓的签名，“告倒贪官张彪”“追回粮款三百石”“刘知府被罢官”等字迹仍清晰可辨，有些字迹还带着泪痕。当地的老人说：“当年这鼓台可热闹了，百姓有冤都来敲鼓，谢大人派来的御史都秉公办理，没冤过一个好人。”萧燊看着卷宗上的记载，又翻看着谢渊手书的《吏治十条》手稿，手稿上“廉洁”二字被圈了又圈，旁边写着“为官者，当以百姓之心为心，以百姓之怒为怒”。他提笔批注：“吏治清则天下安，谢师以铁腕治贪，实为百官之镜。本宫读其《吏治十条》手稿，见字字斩钉截铁，方知何为‘为官风骨’——此师当敬，当学，当效。”

卷宗附的《吏治十条》抄本，是当年朝廷刊刻的版本，纸页边缘有不少磨损，显然是被官吏们反复翻阅所致。谢渊在“廉洁”二字旁画了一颗红心，批注“为官者当以此为心，不可有半点污浊”，字迹刚劲如铁，尽显反腐的决心。编修官还在抄本的末尾，发现了一份谢渊的亲笔附言：“此十条非为束缚官吏，实为保护官吏——贪腐之始，多为一念之差，有规可依，方能行稳致远。”这份附言，让《吏治十条》不仅有“铁腕”，更有“温情”，也让它成为了大吴王朝流传最广的吏治法典。

江南大水来得猝不及防，一夜之间，苏州、松江等地尽成泽国，洪水漫过屋顶，百姓们抱着门板、爬上大树呼救，哭声震野。谢渊奉命赈灾时，京城到江南的官道已被洪水冲断，他便带着御医和赈灾粮款，乘小船日夜兼程，沿途不知绕过多少被冲毁的桥梁，躲过多少漂浮的杂物。抵达苏州时，他站在船头，看到水面上漂浮着饿死的百姓尸体，还有孩童哭着喊“娘”，当即落泪，对着随从说：“是我来晚了！是我对不起百姓！”他当即下令打开官仓放粮，又从京城调运三万件棉衣，组织工匠在高地搭建临时棚屋，安置流离失所的灾民。棚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