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晚，她梦见自己站在一条空旷的街道上，两旁楼宇倾颓，路灯熄灭。

脚下地砖裂开细缝，无数声音从地底升起，低语汇成洪流，齐声说道：

“我们都在等一句回应。”

而在市政府会议厅内，刘建国正主持“基忆基础设施”三期规划听证会。

反对派代表拍案而起：“你们这是把公共财政浪费在虚无缥缈的记忆工程上！那些录音、那些旧物，早就该进博物馆封存，而不是当作政策依据！”凌晨四点零九分，城北的风比往常更沉。

黄素芬推着那辆锈迹斑斑的清洁车，碾过电话亭前龟裂的地砖。

她本可以绕开——这处废弃岗亭早已不在清扫路线图上，可脚步却像被什么牵引着，停在了玻璃碎了一半的门前。

里面蛛网密布，野猫的粪便混着落叶堆在角落，唯独那部老式公用电话，听筒斜吊在半空，摇晃得极轻，仿佛刚被人放下。

拨号盘停在“017”。

她皱眉。

这种老式转盘机，早该报废十年了。

她伸手去挂，指尖触到金属挂钩的一瞬，一股麻意顺着指腹窜上臂弯，像是有根细针扎进了神经末梢。

她猛地缩手，呼吸微滞。

不是静电。

她盯着那听筒看了许久，最终没再碰它，只默默打开随身携带的小黑板，准备记录异常。

粉笔刚搭上板面，却自己动了起来——

“风走了

脚印还在

你扫的不是地，是时间。”

字迹干涩而深，像用尽力气刻出。

黄素芬屏住呼吸，不动声色地擦去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。

她收拾工具离开时，脚步平稳，背脊挺直，可掌心已沁出一层冷汗。

当晚，她在门缝发现一张干枯的梧桐叶。

叶片蜷曲发脆，背面用炭笔写着一行小字：“谢谢替我说完。”

她没烧，也没扔，只是夹进围裙内袋，压在枕头下。

那一夜，她梦见无数双穿着胶鞋的脚从街头走过，踩着相同的步频，踏在同一条路上，每一步落下，地面都渗出墨迹般的水痕，拼成一个名字，又迅速蒸发。

第二天起，七个老街区的清洁工开始沉默地改变习惯。

她们不再上报工具移位、黑板自书的怪事。

有人发现扫帚柄上的旧刻痕一夜之间加深如新割；有人清晨赶到岗位，看见簸箕里整整齐齐摆着三片落叶，排列方式像某种阵型。

她们互不联系，却默契地从那天起，每日多留十分钟。

站在街角，等风来。

没人说话，也不拍照取证。

她们只是站着，像守墓人，像接班者，像城市遗忘的脉搏本身。

与此同时，七叔收到了那个包裹。

没有寄件人，没有地址，只有洪兴老堂口特制的麻绳捆扎方式——那是丙字组才懂的死结打法。

他剪开绳子，取出一只铁盒，掀盖时，铜锈味扑面而来。

一枚生锈钥匙，半张泛黄地图。

地图边缘焦灼残缺，但“祖坟东侧荒坡”六个红字仍清晰可见，旁边画了个圆圈，内标“陶罐”。

七叔坐在太师椅上，整整一炷香未动。

最终，他穿上布鞋，拄拐出门，身后未带一人。

荒坡杂草齐腰，他按图索骥，掘开浮土三尺，果然挖出一只密封陶罐——灰陶质地，泥封完好，正是当年周影抱着离城时带走的那一尊。

传言说它藏的是洪兴禁令真本，或巨额密账，可当罐盖启封，里面竟无一字纸、无一金锭。

只有一团缠绕整齐的铜线，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