检察官的第三年，藤原里奈租住在离地检署步行二十分钟的公寓里，房子不大，朝南，有一个小小的阳台，天气好的时候，阳光能铺满大半个客厅，她保持着与高桥家的联系，不算频繁，但规律。

每月一到两次的电话，年节时的礼物和问候，像一条细细的、却始终未断的线，维系着她与那段被庇护岁月之间最后的、温情的联系，高桥秀明叔叔的去世，让她难过，专门请假去参加了葬礼，那位沉默寡言、手掌粗粝却总在里奈来访时默默多煎一块鲑鱼的和蔼男人，在她记忆里永远定格成了灵前照片上温和的黑白眉眼。那时，高桥美琴阿姨抱着她哭，健一哥站在母亲身后，脸色比平时更苍白些，咳嗽声压抑在喉咙深处，里奈将装着奠仪的信封递过去时，触到了美琴阿姨颤抖的、冰凉的手指。

“以后就剩我们了……”美琴阿姨的叹息像秋末最后一片叶子，轻飘飘地落下，里奈握紧了她的手，想说“还有我”，但这话在舌尖滚了滚，终究没有说出口，毕竟自己算是寄人篱下的外人，有些承诺太重，她不确定自己单薄的肩膀是否能一直扛住。

她只是更努力地工作，将那份无法安放的、对过往恩情的亏欠感，一丝不苟地倾注到经手的每一个案卷里。

她擅长处理经济纠纷和欺诈案件，同事们说她有双能从完美账目里嗅出腐坏气味的眼睛。只有里奈自己知道，那种敏锐，并非全然天赋，更像是一种经年累月、沉在心底的警惕长出的倒刺。

健一哥患病的消息来得突然。

电话里，美琴阿姨的声音嘶哑，带着浓重的鼻音，说是查出来一种罕见的基因病，名字拗口，治疗费用昂贵得像天文数字。“……健一不想拖累你，是我拉下这张老脸来求你，实在没办法了，里奈……”

话筒那边是压抑的、破碎的哭泣。

“需要多少？”里奈打断她，语气里有自己都未曾察觉的干涩，她打开网银，看到自己账户里不算丰厚的存款——检察官的薪水足以让她过上衣食无忧的独身生活，但距离应对一场罕见的重病，显然捉襟见肘。

第一次转账是五万，美琴阿姨千恩万谢，说这是救急的检查费。

里奈嘱咐她好好照顾健一，有需要随时开口。她甚至想答应医学世家公子哥的求爱，然后借用夫家的人脉咨询顶尖的医疗机构；第二次借钱请求在一周后就来了，这次是三千，说是买一种医保不涵盖的辅助药物。第三次是八千，缴纳某项治疗设备的单次使用费。第四次、第五次……金额在五百到一万日元之间浮动，理由五花八门：

特殊的营养剂、一次额外的理疗、某种进口的舒缓贴片……

频率却越来越密，渐渐收紧的绳索。

起初，里奈只是感到疲惫和经济上的压力，她开始缩减不必要的开支，咖啡从外带换成自己手冲，周末的短途旅行计划无限期搁置，她甚至婉拒了同事推荐的、薪酬更高的律师事务所的挖角，高桥家于她有恩，在她最困难最无依无靠的时候，是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女人给了她新的家，仅仅是出于对儿子同学的承诺和母性的爱，这是她必须偿还的债，无论多重。

但检察官的本能：在无数欺诈案卷里浸泡过的、对不合逻辑之处异常敏感的部分，开始发出微弱却持续的警报。

一天下班后整理卷宗的时候，里奈突然想起：为什么治疗费用的结算如此零碎？像挤牙膏一样，一次一点点？大型医院或正规诊所，涉及重大疾病的通常会有清晰的费用清单和周期性的结算，而非这种频繁的、小额度的、理由各异的支取。

她试图询问更具体的病情和治疗方案，美琴阿姨的回答总是含混不清，带着哭腔将话题引向经济的窘迫和人情的冷暖，最后总归于那句：

“里奈，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们了…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