与京郊一名王姓商人有大额银两往来，而这名商人正是王忠的远房侄子。“赵毅，此事事关重大，你可即刻上疏弹劾，详细列明李坤的可疑之处：其一，戒严期间私放粮草出城，去向不明；其二，与王忠亲属过从甚密，资金往来异常；其三，入职考核时隐瞒与宦官的间接关联，显系通敌之举。”杨启将整理好的证据交给吏科给事中赵毅，赵毅不敢耽搁，当即草拟奏疏，以八百里加急送往宫中，半时辰内便送达萧燊案前。

萧燊阅完赵毅的奏疏，怒不可遏，当即下旨将李坤革职查办，交由大理寺严刑审讯。“沈敬之，吏部是选贤任能的关键部门，若容奸人混入朝堂，不仅谢公的心血将付诸东流，新政亦会根基动摇。”萧燊将奏疏掷于案上，语气严厉，“你即刻整饬吏部，拟定‘三查新规’：一查家世渊源，重点排查与宦官、旧党有牵连者；二查品行操守，通过邻里、同僚多方核实其德行；三查任职实绩，对空有虚名、无所作为者一律罢黜。”沈敬之领旨后，即刻召集吏部各司官员，令左侍郎温庭玉率人连夜复核所有新晋官员的档案，逐一比对“贤才跟踪簿”的记录，确保新晋官员中无一人与宦官余党有牵连。

律法馆内，烛火从暮色初临燃至东方发白，刑部左侍郎杨璞埋首于堆积如山的卷宗中，双眼布满血丝。戒严期间暴露的“伪造诏令”“通敌乱政”“谋害忠良家属”等罪行，让他敏锐地察觉到《大吴律》的疏漏之处——其中对宦官干政的惩戒条款过于模糊，对保护忠良家属的规定亦不够明确，这才给了奸人可乘之机。“宋昭，你即刻率人统计近期乱党犯下的各类罪行，分类整理成卷宗，我等需在《大吴律》中新增两条重罪：其一为‘宦官干政未遂罪’，凡宦官及其党羽图谋干预朝政者，无论是否得逞，皆处以绞刑；其二为‘谋害忠良家属罪’，凡针对忠良亲属实施加害行为者，量刑较普通作乱加三倍，主犯凌迟处死，从犯斩立决。”杨璞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，语气坚定，“此两条必须尽快拟定，以填补律法空白。”

宋昭刚将整理好的罪证卷宗放在案上，门下省左侍郎吕松年已率三名省臣赶至律法馆，几人身上的朝露尚未干透，显然是闻讯后立即赶来。“杨大人，新增律法条款虽势在必行，但需符合祖制，不可贸然增设，以免引起朝臣非议。”吕松年指着卷宗中的一条记录，“谢公当年所定《监察律》中，有‘护忠良者赏，害忠良者罚’之明确规定，我们可据此延伸拓展，既明确惩戒措施，亦完善褒扬机制，这样既能彰显律法的公正性，又能获得百官支持。”二人及随行官员反复斟酌商议，最终决定在新增惩戒条款的同时，加入“保护忠良家属有功者，晋一级俸禄，记大功一次”的内容，使律法条款奖惩分明。

大理寺卿卫诵在复核近期案件时，一份来自江西的卷宗引起了他的注意——江西按察使江涛因“贪墨赋税”罪名被贬至西南烟瘴之地，而此案的主审官正是王忠的党羽。卫诵反复查阅卷宗，发现所有证据皆为伪造，且证人早已失踪，显然是王忠余党为报复江涛弹劾其罪行而设下的圈套。“沈恪，江大人乃谢公门生，刚正不阿，因弹劾魏党权贵而遭贬谪，如今真相大白，你速携大理寺的平反文书前往江西，为江大人洗清冤屈；同时传告江大人，殿下已下旨，令其官复原职，并负责彻查江西境内的宦官余孽，与京城的清查行动形成呼应，彻底铲除奸人根基。”沈恪领命后，即刻动身前往西南，大理寺的平反令送达时，江涛正在烟瘴之地主持赈灾，令他在绝境中重燃报国之志。

门下省侍中纪云舟在核阅新律条款草案时，比常人更为审慎，他深知律法条款的模糊性往往会成为奸人钻空子的漏洞。“杨大人，‘阻挠新政’这一条款表述过于笼统，需进一步明确涵盖的具体行为，昔年魏党正是借律法边界模糊之便，以‘遵循祖制’为名阻挠新政推行，才敢如此肆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