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法都一样：调查日本企业的谈判进展，然后提出更好的条件。

有时候直接找地方政府，有时候找中央部委。

关键筹码有三个：第一，技术更先进，或者同等技术但转让更彻底；第二，投资额更大；第三，本地化承诺更高。

到1991年底，太平洋资本在中国签约了十二个大项目，总投资额八亿美元。

其中九个是从日本企业手里抢过来的。

……

而日本企业也是开始了联合反击。

1992年1月，中国日本商会在京城召开紧急会议。

三十多家日本企业的代表参加。

会长是丰田中国的负责人，由他率先发言：“各位，过去一年，太平洋资本抢走了我们至少十个重要项目。这不是正常的商业竞争，这是有针对性的狙击。”

松下的山田说：“他们的手法都一样：调查我们的谈判进展，然后提出更好的条件。很明显，他们在盯着我们。更过分的是，我们哪个行业盈利空间大，他们就立刻上马同样的项目，严重挤压我们的市场和盈利空间。”

索尼的代表说：“我们刚在深圳谈的CD生产线，也被他们抢了。他们承诺的技术，是我们明年才准备上市的型号。这很可疑，他们怎么拿到技术的？”

东芝的代表更生气：“我们在武汉的显像管项目，已经签了意向书，结果太平洋资本半路杀出来，政府就变卦了。这严重破坏了商业规则。”

讨论到最后，决定采取行动：第一，向商务部正式投诉；第二，联合向日本政府报告，请求外交支持；第三，媒体造势，指责太平洋资本“不正当竞争”。

投诉信很快送到了商务部外资司。

外资司司长李建国看了投诉信，找来负责的陈处长。

“陈处长，太平洋资本这事，你怎么看？”

陈处长苦笑：“司长，说实话，太平洋资本的做法虽然有点……激进，但没违法。他们出的条件确实更好，地方政府选择他们，符合市场规律。”

“但日本企业说这是不正当竞争。”

“什么是正当竞争？”陈处长说，“日本企业八十年代进中国时，也是用更好的条件抢走了欧美企业的项目。现在有人用同样的方法对他们，就不习惯了？”

李建国想了想：“但外交影响要考虑。日本是我们的重要贸易伙伴。”

“那这样，”陈处长建议，“我们约谈太平洋资本，提醒他们注意方式方法，不要激化矛盾。同时也安抚一下日本企业，说我们会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，他们想要达成项目，应该给与更好的条件。”

“可以。”

……

两天后，管伟被叫到商务部。

李建国司长亲自谈，“陈总，日本商会投诉你们，说你们专门抢他们的项目，搞不正当竞争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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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李司长，我们是公平竞争。”管伟却是早有准备，“我们出更好的条件，地方政府选择我们，这是市场行为。如果日本企业能出更好的条件，我们欢迎他们抢回去。”

“但你们每次都盯着日本企业的项目，这有点针对性太强了。”

“因为我们发现，日本企业在中国投资有个特点——技术留一手，关键零部件要从日本进口，利润大头拿回日本。”管伟说，“我们不一样，我们愿意转让更先进的技术，承诺更高国产化率，培养更多本地人才。从长远看，这对中国更有利。”

果然这话说到李建国心坎上了。

作为主管外资的官员，他当然知道日本企业的套路：用中国市场赚钱，但核心技术不转让，关键零部件卡脖子。

“你们真能做